史略說[轉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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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記》最初沒有固定書名，或稱“太史公書”，或稱“太史公記”，也省稱“太史公”。“史記”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，從三國開始，“史記” 由通稱逐漸成為“太史公書”的專名。作者司馬遷，字子長，左馮翊夏陽人。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，大約卒于漢武帝征和三年。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，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，研究天文曆法。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，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。臨死，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。

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，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，後來跟著董仲舒、孔安國學過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。漢武帝元朔三年，司馬遷二十歲，滿懷求知的欲望，游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，到處考察古跡，採集傳說。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，司馬遷開闊了胸襟，增長了知識，為後來編寫《史記》作了很好的準備。


司馬談死後，司馬遷承襲父職，做了太史令，有條件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，這對司馬遷編寫《史記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。


漢武帝太初元年，司馬遷開始編寫《史記》。天漢二年，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擊匈奴，兵敗投降。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，於是，司馬遷說，李陵投降，是因為眾寡不敵，又沒有救兵，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。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，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。於是，把司馬遷投進監獄，處以腐刑。


三年後他被赦出獄，更加發奮寫作《史記》。大約在征和二年，基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。司馬遷死後許多年，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諸於世。


《史記》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，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，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，敍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。據司馬遷說，全書有本紀十二篇，表十篇，書八篇，世家三十篇，列傳七十篇，共一百三十篇。


班固在 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中提到《史記》缺少十篇。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《景帝本紀》、《武帝本紀》、《禮書》、《樂書》、《律書》、《漢興以來將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傳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龜策列傳》、《傅靳列傳》。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，但《史記》殘缺是確鑿無疑的。今本《史記》也是一百三十篇，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，漢元帝、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《史記》，今本《史 記》中“褚先生曰“就是他的補作。


《史記》取材相當廣泛。當時社會上流傳的《世本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、《秦記》、《楚漢春秋》、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，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，都是司馬遷寫作《史記》的重要材料來源。特別可貴的是，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，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。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，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，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。由於取材廣泛，修史態度嚴肅認真，所以，《史記》記事翔實，內容豐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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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司馬遷撰寫《史記》之後，班固撰寫了《漢書》。
    班固，字孟堅， 扶風安陵人，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。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，曾作《後傳》六十五篇來續補《史記》。《漢書》就是在《後傳》的基礎上完成的。

    和帝永元元年，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，參預謀議。後因事入獄，永元四年死在獄中。那時《漢書》還有八表和《天文志》沒有寫成，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，馬續協助班昭作了《天文志》。班昭是“二十四史”中絕無僅有的女作者。

    《漢書》包括本紀十二篇，表八 篇，志十篇，列傳七十篇，共一百篇，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。它的記事始于漢高帝劉邦元年，終於王莽地皇四年。《漢書》的體例與《史記》相比，已經發生了變化。《史記》是一部通史，《漢書》則是一部斷代史。《漢書》把《史記》的“本紀”省稱“紀”，“列傳”省稱“傳”，“書”改曰“志”，取消了“世家”，漢代勳臣世家一律編入傳。這些變化，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。 《漢書》記載的時代與《史記》有交叉，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，兩書都有記述。這一部分，《漢書》常常移用《史記》。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。《漢書》新增加了《刑法志》、《五行志》、《地理志》、《藝文志》。《刑法志》第一次系統地敍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。《地理志》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、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，有關各地物產、經濟發展狀況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。《藝文志》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，記錄了存世的書籍，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。《食貨志》是由《平准書》演變來的，但內容更加豐富了。它有上下兩卷，上卷談“食”，即農業經濟狀況；下卷論“貨”，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，是當時的經濟專篇。《漢書》八表中有一篇《古今人表》，從太昊帝記到吳廣，有“古” 而無“今”，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。後人非常推崇《漢書》的《百官公卿表》，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，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，然後用分為十四級、三十四官格的簡表，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。它篇幅不多，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。

    從思想內容來看，《漢書》不如《史記》。班固曾批評司馬遷“論是非頗謬于聖人”。這集中反映了兩人 的思想分歧。所謂“聖人”，就是孔子。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，正是值得肯定的。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。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，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，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。

    《漢書》喜用古字古詞，比較難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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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後漢書》九十卷，南朝宋范曄撰。范曄字蔚宗，順陽人。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。他的祖父范甯曾任晉豫章太守，著《谷梁集解》一書。《十三經注疏》中的《谷梁傳注疏》就是以《谷梁集解》為基礎寫成的。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，加散騎常侍，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。他博覽群書、潛心著述，作《古今善言》二十四篇。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，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，生性孤傲，不拘小節，仕宦不甘居人後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。以此成名，也以此喪身。

元嘉九年，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，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，被貶為宣城太守，范曄鬱鬱不得志，就借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，開始寫作《後漢書》。元嘉二十二年，當他完成了本紀、列傳的寫作，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《禮樂志》、《輿服志》、《五行志》、《天文志》、《州郡志》等五志的時侯，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，因此下獄而死。謝儼怕受牽連，毀掉了手中的志稿，使《後漢書》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。


在范曄《後漢書》之前，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，范曄以《東觀漢記》為基本史料依據，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，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，刪繁補缺，整齊故事，超越眾家，後來居上。所以到了唐代，范曄《後漢書》取代《東觀漢記》，與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並稱“三史”，盛行於世。而諸家《後漢書》，除袁宏《後漢紀》外，都相繼散亡。於是范曄《後漢書》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。范曄《後漢書》的記述，起于劉秀起兵推翻王莽，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，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。

victor_cw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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